谁在控制美国？

二〇二四年的美国总统推举行将到来。比“谁会中选”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是“他们代表谁控制”，调查竞选人背面的阶级根底，咱们发现，好像美国政治斗争的“阵营乱了”。民主党作为美国的“福利党”，其方针的严重受益者集体之一——所谓“老白穷”——却是特朗普的中心选民，而金融资本家们——共和党减税、去控制等方针的严重受益者集体之一，给希拉里/拜登的捐款却远远超出给特朗普的捐款——以二〇一六年推举为例，金融、稳妥、地工业给希拉里的推举捐款是给特朗普的约三倍。总归，好像美国的经济上层和基层都显得“利令智昏”，以怨报德。

这个悖论，引出美国政治研讨中的一个经典问题：究竟谁在控制美国？假如金融资本能够经过他们的捐款优势掌控推举成果，那么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好像就不应该赢；假如白人中基层能够经过他们的人数优势主导推举成果，那么特朗普二〇二〇年好像就不应该输。究竟美国政治工作的根本逻辑是什么？其权利中心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美国学者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而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的《财富与影响力》则是对这一问题的又一个重磅答复。数年之间它就成为美国政治研讨的“新经典”。了解这部作品以及围绕着它的相关评论，是了解美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马丁·吉伦斯《财富与影响力：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权利》（来历：book.douban.com）

一、一个经年累月的理论问题：谁在控制美国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有必要收拾一下“谁在控制美国”这个理论问题。

首要，从前最经典的答复莫过于唐斯的“中位选民”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一个两党体系中，假如民众偏好是正态分布的，为了最大化其选票根底，政党或许政治家往往会使其政纲向中心选民挨近。这种挨近的成果，便是公共方针会依据“大大都人的偏好”拟定，这好像也契合民主“大都准则”之要义。

“中位选民”理论示意图，提名人一般挨近中位选民M的偏好C以完成选票根底最大化（来历：en.wikipedia.org）

不过，“中位选民”理论也遭到许多应战，其间最重要的有两点。榜首，民众的方针偏好未必正态分布，而或许呈现两极化趋势——在政治极化的当今美国，这一或许性愈加显着。第二，或许是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方针议题的多重性：在移民问题上的“中位选民”，未必是在税收问题上的“中位选民”；在外交方针上的“中位选民”，未必是医疗方针上的“中位选民”。

正如阿罗所指出的，经过各种议题的切开区分，一个民主社会完全或许选出一个在许多问题上违背“大都毅力”的政府，其方针也未必契合“大都人的偏好”。

中位选民理论的一个变体，是斯蒂姆森的“动态代表性”理论。他以为，仅仅由于美国尚存在一些不契合干流民意的公共方针而判定“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是不公平的，原因在于它没有考虑到公共方针的“现状成见”以及民众的偏好强度要素。

现实上，一旦民众的方针偏好产生改动，而且这种心情改动强烈到能够推进某种社会运动，公共方针往往会跟着民意改动而改动，这个“风吹草动”的进程，被他称为“动态代表性”。不过，或许由于翔实数据的短缺，斯蒂姆森等学者仅仅是用事例剖析或许“方针心情”这样的目标去证明其观念，说服力仍然有限。

对“谁在控制美国”的第二类答复，或许能够被称为“精英互动”理论。达尔的“多元政体”理论，是这一观念的代表。在其经典政治学作品《谁控制》一书中，达尔对纽黑文这个小镇的政治进程进行了翔实的剖析，并得出定论：美国的民主实质上是一个“多元政体”。

一方面，这种观念供认美国政治的精英主义颜色——相关于一般人，精英对公共方针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可是另一方面，这种视角又以为，这种精英结构是敞开的、多元的——人们能够因其金钱优势成为政治精英，也能够因其常识优势、安排优势乃至仅仅是政治参加的热心而跻身于管理精英层。

罗伯特·达尔在《谁控制？》一书中，论述了其“包容性精英主义”的观念（来历：book.douban.com）

这种“包容性精英主义”观念的问题在于，能否将一个小镇的管理形式直接套用到对美国政治的了解之上？由于规划是政治的要害问题，在一个小规划政治体中或许战胜的集体行动窘境，在一个大规划范围上却未必能够战胜。此外，将不同类型的精英打包对待，也疏忽了其内部的权利结构和等级次序，现实上，就其办法论而言，达尔式剖析很难深化到对这一结构次序的剖析傍边。

“利益集团”视角则是了解“谁在控制美国”的第三种常见观念。这种观念倾向于将有安排的压力集团、游说集团当作美国民主的“劫持者”：这些利益集团以其安排和金钱优势将其“私心”渗透到各级决策者傍边，然后使得一般大众的毅力在政治进程中被架空。

弗格森的“政治出资理论”和海克尔/皮尔森对某些工业的研讨都是这一视角的经典之作。不过，也有研讨得出不同的定论，比方，霍尔和威曼的研讨发现，利益集团未必向政客运送利益，而是经过对特定范畴的深耕成为附近情绪政客的“信息源”，以此推进公共方针的调整。

经过回忆对“谁在控制美国”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经典答复，咱们发现，一只“房间里的大象”有意无意地从学者们的研讨视界中消失了，那便是“阶级剖析”。尽管从比尔德到林德布罗姆，再到巴特尔斯，许多学者都曾谈及经济不平等对政治不平等的影响，但这些研讨往往是以特定事例或历史时期为目标的质性剖析，缺少以大规划方针数据为根底的体系量化剖析，因而其说服力有限。换言之，尽管美国政治中的“阶级鬼魂”一直挥之不去，却又难以在学术研讨中留下坚实的足迹。

二、《财富与影响力》：老问题的新答案

这种缺失，或许有美国学者们意识形态成见的要素，也和美国社会被视为是一个橄榄形的“中产阶级社会”有关，但或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学者们很难在操作层面上研讨阶级政治。尽管美国的社科研讨具有极强的实证主义传统，但怎么故一种实证主义的办法“证明”美国政治是一种阶级控制，却并非易事。

所谓“民主”，就其实质而言，即“依民意管理”。怎么判别管理是否依据民意打开？判别的规范是什么？在吉伦斯之前，走得最远的实证研讨，往往也仅仅丈量选区内民众的方针偏好和议员在国会投票方向的共同性程度，据此剖析政府是否“依民意管理”。问题在于，某项方针能否进入国会议程，本身就存在一种挑选机制，这种办法会遗失许多无法进入国会议程而又为选民所关怀的方针议题。

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各选区成果核算：赤色表明共和党在四次推举中都取胜，浅赤色表明共和党胜三次，紫色表明两党各胜两次，浅蓝色表明民主党胜三次，蓝色表明民主党在四次推举中都取胜（来历：en.wikipedia.org）

吉伦斯的打破在于，他直接运用各个民意调查中民众关于某一特定方针的观念作为自变量（丈量“民意”），一同又运用了这一特定方针在四年内是否被国会经过来作为因变量（丈量“方针”对民意的回应性）——换言之，他将因变量从政治家的投票方向推进到了方针本身，而方针——相关于议员的投票记载——显着更挨近政治产出，也便是说，它更能提醒美国政治的终究特点。

当然，收集民调中的方针偏好和方针出台数据，需求消耗许多的人力物力，由于要从各家民调组织、新闻报道和国会方针陈述等形形色色的来历中收拾数据——终究，吉伦斯的团队收拾出了一九六四至二〇〇六年间的一千七百七十九个方针议题。所以，这本书的研讨办法，能够说既简略又杂乱，简略在其结构的清楚性，杂乱在其背面“一支小型助研戎行”的艰苦尽力。

经过这支“戎行”的数据收拾以及回归剖析，吉伦斯推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其榜首个发现并不别致，乃至某种含义上证明了唐斯的传统“中心选民”理论：尽管稍有崎岖，但美国的方针拟定全体上反映了美国干流民众的方针偏好。一同，方针偏好遭到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否决点”约束，民意数值总是高于方针经过率，即便民众的偏好到达100%，方针经过率也仅仅是60%。

不过，这仅仅是吉伦斯研讨的起点。他接下来诘问：在民众的不同阶级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力的显着差异？换言之，当咱们评论“依民意管理”的时分，谁才是这个“民”中的执牛耳者？即便能够确证美国的公共方针确实跟着民意支撑率的改动而改动，这仍然不能否证美国政治的阶级控制颜色。

所以，他将民意来历依照收入水平拆分为低收入（10%收入水平）、中等收入（50%收入水平）和高收入（90%收入水平）三个集体，别离剖析他们对方针的影响力，成果就呈现了必定的异质性：高收入集体的方针偏好更简单被采用，低收入集体的方针偏好更不简单被采用，中等收入集体则和低收入集体距离不大。

具体来说，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三个集体对某一方针的偏好都是80%人数拥护时，高收入组的方针偏好被采用的概率为46%，而低收入组的方针偏好被采用的概率为41%。

不过，即便不同阶级的影响力呈现了分叉，46%和41%的距离也谈不上“悬殊”，所以，仍然很难据此去得出美国存在“阶级控制”的定论。可是，在吉伦斯看来，这种比较含义有限，原因在于：在许多问题上，三个阶级的观念类似。比方在减税、废弃遗产税、恐怖主义等方针问题上，不同收入水平的集体都具有相同的方针偏好。

当这些具有相同偏好的方针数量很大时，或许会掩盖不同集体的异质性。也便是说，当A、B、C都赞同某个方针变革时，政府采用了这一观念改动方针，很难剖析政府究竟是听了A、B、C中谁的定见。只要当A、B、C观念不一同，政府挑选了其间谁的定见去推进方针，才干阐明A、B、C中“谁是老迈”，而这正是吉伦斯的第三个诘问。也正是在这个诘问中，吉伦斯挖到了其研讨中的“炸弹”。

下图的左右两个部分都显现，在方针偏好相差大于10%的那些议题中，不同收入集体的方针回应性呈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在榜首个图中，当低收入集体（10%收入分位点）和高收入集体（90%）关于某一方针的偏好相差10%以上时，高收入集体的方针偏好和方针采用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与上文全体层面的趋势无异；而当低收入集体“单独”偏好某种方针时，方针的回应性怎么？一条水平线——也便是说，方针的回应性不会由于低收入集体的支撑率上升而上升。

换言之，当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呈现显着的偏好不合时，高收入人群的声响集合往往能够推进方针改动，而低收入人群的声响集合却不能冲击公共方针。

更糟的信息在第二张图（下图右）：即便是所谓“中产阶级”，当其定见与高收入阶级产生显着不合时，他们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乃至与低收入阶级无异。如图所示，在中等收入集体和高收入集体的方针偏好相差10%以上的方针议题中，高收入集体的支撑率上升与方针采用率仍呈现正相关趋势，而中等收入集体的方针推进力则与低收入集体的趋势无异。

这张图中的那条水平线，能够说是吉伦斯研讨中最大的发现。美国的贫民靠本身力气无法影响政治，这一点并不古怪，契合人们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直觉”，可是连中产阶级竟然也是“局外人”，这就让人大跌眼镜了——究竟，在人们心目中，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是美国政治的主人翁”这种观念深化人心。能够说，右图中的这条水平线像一道闪电，直击美国民主的心脏。难怪许多干流媒体依据此书的发现，宣布美国政治是“寡头政治”的悲叹。

美国有钱人、中产阶级、贫民独立的方针影响力比照（来历：《读书》杂志2024年9期）

可是，即便如此，吉伦斯仍然以为，美国的公共方针对中低收入集体偏好的回应性仍被高估，原因在于，医疗、教育等范畴刚好存在强壮的利益集团在推进方针改动，比方全国医院联盟和全国教育协会。这些利益集团倾向于添加该范畴的开支，而这刚好和中低收入集体的偏好不约而同。

换言之，中下阶级有限的影响力，也很或许仅仅由于他们搭上了利益集团的“便车”。现实上，吉伦斯经过核算“净利益集团联盟指数”，将其参加回归剖析发现，利益集团的方针偏好全体上与方针被采用的概率呈现正相关，即，假如某项方针被利益集团强烈推荐，那么这项方针被采用的概率确实会显着进步。不过，他的研讨也发现，利益集团的联盟目标没有显着的阶级性，它们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地和不同阶级联盟，其影响力来自其本身而不是其联盟目标。

三、对《财富与影响力》的进一步考虑

《财富与影响力》出书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此之前，“美国的民主是假民主、真寡头制”这一说法还仅仅许多人含糊的直觉和心情化的诉苦，此研讨出书后，这一直觉好像被“坐实”了。不过，学术展开永远是一条螺旋形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路途，吉伦斯的作品也存在可商讨之处。

首要，当有钱人、中产阶级、贫民在绝大大都方针议题上偏好共同时，聚集于他们之间的有限不合，是否构成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因小失大？

正如布兰纳姆等学者所指出的，在吉伦斯数据库的一千七百七十九个方针议题中，“有钱人大都”和“中产阶级大都”在一千五百九十四项方案上偏好共同，即，这两个集体在89.6%的议题上偏好共同，只在一百八十五项议题上呈现偏好不合——即便在这些议题上，偏好程度的距离也不大，两组人的均匀定见差异为10.9个百分点。也便是说，中产阶级或许有45%支撑一项方案，而有钱人有55.9%支撑它——所谓的“单独支撑”，其实反映的仅仅这10.9%的差异。

即便是把三个集体放在一同比较，贫民、有钱人、中产阶级的方针偏好都共同的概率也有80.2%。疏忽这些阶级一致，聚集于他们之间有限的差异，并将关于美国政治的定论建基于此，显着有失偏颇。

其次，假如换一个丈量规范——不以各组方针支撑率的改动怎么带动方针的改动为规范，而以各个集体的干流大都定见产生不合时“谁能达到目的”这个目标去衡量“谁是执牛耳者”，得出的定论就不再是“有钱人斜线、中基层水平线”，而是“各有得失”（吉伦斯以“不同收入集体间对某一方针支撑度相差10%”来挑选偏好不共同的方针，而布兰纳姆则经过“不同收入集体对某一方针各自的支撑度是否超越50%”来二元区分不同收入集体的方针偏好，然后挑选出偏好不共同的方针。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讨成果）。

布兰纳姆等的研讨发现，在一百八十五个“有钱人大都”和“中产阶级大都”产生不合的议题上，有钱人和中产阶级的“达到目的率”别离为53%和47%，并不存在大相径庭。不过，参加“贫民大都”这个集体，贫民和其他两个集体的影响力确实摆开距离：当他们三者定见不共同时，有钱人能够单独“达到目的”的概率是38.7%，中产阶级能够单独“达到目的”的概率是37.5%，贫民能够单独“达到目的”的概率只要18.6%。换言之，在中产阶级面前，有钱人未必能够自以为是，可是在有钱人和中产阶级面前，贫民却常常孤掌难鸣。

再次，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镜像式地反映中基层民众的方针偏好，是否是衡量民主质量的最好规范？正如萨布尔在《民主理论的两种文明》一文中所指出的，就在政管理论家企图脱节“镜像”规范去判别民主的好坏时，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却坚持这是民主的最高规范。问题在于：中基层的方针偏好必定愈加理性，或更契合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

比方，吉伦斯的数据提醒，有钱人比中产阶级更支撑竞选的“公共筹款”准则，也便是说，作为最有才能“购买推举”的阶级，他们却最不乐意“购买推举”——假如在这个议题上采用了有钱人的方针偏好，那么，这是保护了有钱人的仍是中基层的阶级利益？

吉伦斯自己也在书中供认，高收入集体在各个维度上都倾向于更自在化的方针，在对外方针上支撑自在交易、在宗教议题中答应胚胎试验、在经济方针中支撑下降政府控制，而中低收入集体则倾向于保存化方针，在对外关系上更支撑交易保护主义、在经济方针中更建议政府控制等。

也便是说，假如让“底层民众”对方针更有影响力，那么，美国的公共方针或许会愈加反移民、愈加置疑全球变暖、更对立交易自在……一句话，右翼民粹主义或许会愈加昂首，而这是吉伦斯等常识分子心目中“更好的民主”吗？

风趣的是，在吉伦斯书中的研讨时段里（并没有包含特朗普时期），美国公共方针对民众回应性的最高点恰恰是偏右翼的小布什榜首任期，而最低点却是开端展开扶贫项目、针对老弱病残的医保的约翰逊时期，假如镜像式的回应性是民主的最高规范，那么，咱们能否说小布什是这一时期美国最民主的总统，而约翰逊是最“寡头”的总统？

最终，错置的焦点或许导致错置的药方。在得出吉伦斯最主要发现的模型中，只要7.4%的方针成果差异来自贫民、有钱人和中产阶级的偏好不合。换言之，寡头控制即便是现实，它所能解说的方针成果仍然有限。

确实，美国政治今日存在各种问题，使其方针常常不能代表中基层民意，可是，变革的阻力是来自财富寡头，仍是美国极端杂乱的“否决制”政体、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劫持或政党极化引发的政治僵局？对其本源不同的确诊，往往会推出不同的药方。

当然，这些疑点不能否定吉伦斯研讨的价值。究竟，即便是吉伦斯的批评者也供认，在方针影响力上不同阶级的差异或多或少存在，由这些差异未必能引出“美国的民主是寡头控制”的庞大定论，却真实地反映了财富差异能够传导为政治影响力差异这一现实。跟着美国贫富距离的进一步拉大，跟着美国政治极化的进一步加重，这一传导机制很或许进一步恶化。

尽管本年距此书的开始出书已有十二年，但它的价值——尤其是它引发的评论——能够说历久弥新。曩昔十年，正是“特朗普主义”兴起的十年，而特朗普的中心支撑者许多来自中低收入阶级。某种含义上，特朗普身上更多地表现了对中基层的方针回应性：他的反全球化情绪、他对全球变暖的置疑、他的反移民情绪、他机会主义的反堕胎情绪等，都愈加机械地反映了“反精英主义的民意”，可是，他所代表的民主未必是抱负的民主。

或许，波普尔从前的劝诫是对的：思想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谁在控制”“谁应该控制”这样的问题，可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历来不是“谁在控制”，而是“怎么控制”。研讨者们更应当介意的，或许不是哪个政治家更能镜像式地反映某个阶级的民意，而是谁更能有效地引导纷杂抵触的民意走向理性和温文。

（《财富与影响力：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权利》，[美]马丁·吉伦斯著，孟天广、郭凤林译，上海人民出书社二〇二一年版）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4年9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重视微信大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本文作者：吴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