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销书背面：没有抱负的人不悲伤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相同”

修正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简直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结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书公司，入职三年，她仍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徜徉。

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竭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测验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酬”。收到的回复千篇一律：“太小众，影响阅览量。”她又找到公司担任新媒体的搭档，想把文章发在部分的群众号上。

“没有卖点，”搭档心情冷淡，“并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

最终，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作业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货了3本。讲到这儿，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

照现在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约率会沦为滞销书——其间大部分将被忘掉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个解说，“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分内的营销修正担任推行；而S+级，则会调集公司一切的营销力气。”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清楚明了：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望，缺少商场号召力。

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览门槛较高，也仅仅A级。“不过那本书命运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步超出预期，很快就晋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闻名艺术家不那么闻名的漫画著作。“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必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畅跻身热销书部队，“直到现在偶然还会挂在一些热销榜单上。”

并非一切的书都能如此走运。“开卷”发布的数据显现，2023年图书零售商场动销种类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规范计算，滞销书到达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种类数占其在售种类的72.47%。

怎样界说滞销书，作业界并没有统一规范。不同类别、不同出书组织，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

修正林羽佳的评判规范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相同。“印一次就死了，它便是滞销书。”林羽佳直截了当地答复。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修正，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作业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点评怎样样。”

她的最好成果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著作，现已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仍然不算“热销”。搭档做出过真实含义上的热销书——女人论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口气中透着无法，“那本书给了老板幻想，觉得本本能够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

文学图书商场存在显着的马太效应。顶尖的著作，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到达百万等级；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商场的另一面是许多销量平平的书。即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重的作家，其著作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本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纱带，鼻青眼肿”的容貌，令不少图书修正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样办呢？

“滞销书”修正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时刻陈设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要职工买过。

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混为一谈。除了作者冷门、封面丑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修正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端，就注定会滞销。

“关键在于对体裁的判别。”徐逸说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所以操控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书作业近十年，徐逸曲折过多家出书社和图书公司。他以为，滞销书往往是决议计划失误的产品，而并非书本自身小众的成果。

有时分，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书社的定位战略。“比方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本，指不受著作权法约束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著作，运用不会侵略作者的版权），一开端就不是奔着热销去的。”修正郑越解说，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本钱更低，但传统出书社简单堕入学究、精英的兴趣中，用纸、装帧不计本钱，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宜“摆在书房里收藏”。

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求一年的时刻。而修正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一同担任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含义上的修正作业，大多数图书修正还要策划选题、帮忙营销。徐逸以为，一些出书公司的图书修正越来越近乎于产品司理的人物，作业界的说法是“全流程修正”，“各种流程都要参加，琐碎的作业特别多。”

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搭档和领导，修正要跟一切人交流。”徐逸担任的榜首本书，是一位闻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描绘其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交流、和谐，好不简单压服社里供认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主意，他不得不再次去交流、和谐、供认。

修正的作业还会详尽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同反复推敲适宜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明晰易读，又要契合语境，还要尽或许挨近原文的字体，一同坚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刻，仍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别。

在纪录片《可是还有书本》中，后浪出书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现过自己普通而单调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曩昔了。”

镜头之外，图书修正的作业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作业，白日常常在密布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刻看书稿，一向看到10点钟完毕。”她大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尽管繁琐，但好在相对供认，“无非便是去做罢了”。

真实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作业。

她策划的榜首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动。开端的设计计划被推翻后，她敏捷联络设计师出了第二套计划。这一版尽管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肯再做修正。郑越夹在中心，左右为难。

这种不供认性从前也泰然自若地消磨着徐逸的耐性。“你看着时刻一点一点曩昔，但你便是推动不下去。”徐逸描绘，“那种挫折感不是忽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耗掉你的心力。”

做书的整个进程，好像阅历一场“十月妊娠”。郑越感叹，“即使你对这本书有许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心里仍是会有一点点波涛。”可是，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支付的劳作好像只能淹没在无声的丢失中。

抱负被实际消磨

在出书社作业了6年，郑越一向自嘲是“滞销书修正”。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分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

图书修正明显不是一个高薪作业。郑越记住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作业界一家头部出书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要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作业作业过一段时刻，收入是图书修正的好几倍。

“我其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意根本的温饱，含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热销书”的神往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达的介质，只要做热销了，才干抵达更多的人嘛，不然没有含义。”她常常仰慕米未的职工，能制造《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美好。”

做修正的头两年，郑越一向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窘境。“一大堆书讯里边没有一个喜爱的。”她开端置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向报，而你连喜爱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绘其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置疑过的问题，悉数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答复，由于你自己也置疑。”搭档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懊丧，“有时分连自己都疑惑，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儿为他去辩解？”

更多时分，图书修正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挑选。

李珩回想，在出书社作业的前两年，修正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分她的作业状况还算沉着，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应。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仍然企图画曩昔那样竭尽全力，哪怕是揉捏自己的休息时刻。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好像在追逐一个永久无法完结的方针。

“早上9点开端看书稿，正午随意欺骗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溃散，仍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或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企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仍是会不由得感到严重。”

2019年下半年，她忽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本，翻译过错多到离谱。那段时刻，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不由得想入非非：“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必看稿就好了。”她觉得挖苦，“刚结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啊。”

作业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搭档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假如修正不去核对原文，质检简直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缺点。李珩试着承受这个主张，“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当地，就睡不着觉。”

她好像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已然这样，我做这份作业有什么含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便是为了找到一些精力方面的回馈。假如要为了完结作业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含义了。”

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年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热销奇观，简直不或许重现。做修正这些年，挫折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心。有段时刻，她简直决议抛弃，不再做修正了。

“假如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作业摆面前，比方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实面临挑选时，她的心里却充溢犹疑。

做商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苍茫。商场营销这个词抽象而含糊，难以精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修正，你大约能判别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爱读书，或许有点儿文艺。”郑越供认，相比之下，她更乐意被“修正”这两个字界说。

“每个修正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喜好。图书修正的作业，让她仍然与那个更大、更朴实的文学国际坚持着联络。“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或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

偶然，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意。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本仍然有人翻阅，好像找到了少许价值感。

与郑越相同，汪淼也在修正生计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尽管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愈加质朴的期望——她从小在乡村长大，没怎样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国际上或许有许多孩子也像她从前相同孤单，假如他们有时机读到一些好书，取得一些安慰，应该会具有一个更高兴的幼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好像就有这种“法力”。而“法力”收效的条件，是要让那本书尽或许地被人知晓。

没有抱负的人不悲伤

图书修正总是把“作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相似的书，日销或许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不由得问自己，“图书作业真的要完蛋了吗？”

商场逐年缩短，她不是一点没发觉。刚作业那会儿，书做出来，不必吃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货，首印量垂手可得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商场状况跟2020年非常不相同了。当年能够像做杂志相同做一个书本群众号，可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端，群众号阅览量直线下滑。现在咱们更倾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群众号上再吃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作业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汪淼说。

一位图书修正泄漏，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修正都有必要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期望凭借交际媒体扩展图书的曝光率，乃至等待某个修正的账号“忽然火了”，成为推行的利器。

依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修正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会，假如忘掉更新或许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示。

“真的很为难，并且浪费时刻。”她不由得吐槽，“四个点赞里或许有三个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含义？但上面组织的作业，只能照做。”

时至今日，图书修正早已无法置身于商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依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含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修正要根据这些数据判别是否有盈余的或许，“供认能盈余，才干上会。”

作为一同具有文明特点和经济特点的产品，图书有着共同而杂乱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常识的前言，更是一种文明产品，具有了逾越其物质形状的精力价值。

但一本书在商场中的体现，往往并不彻底取决于内容自身，而是遭到包装、宣扬、品牌等多重要素的影响。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宝贵，却或许在别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产品，图书既要契合商场需求，又有必要保存其文明任务，这种平衡往往是修正最为头疼的应战之一。

本年6月，汪淼去日本访问了一家书店。书店老板从前也是一位修正，发掘了许多超卓的绘本作家。

谈天进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商场的忧虑。对方听了非常惊奇，“可是我觉得修正不该该去考虑出售上的作业，它会影响你的修正眼光。”

这句话瞬间让汪淼惭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咱们出书作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

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念。但认同是一回事，作业好像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向觉得修正不该该以做一本热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尽力。可是为了把作业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样样去参加一点商场的眼光。”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老练”的体现，但心里的对立与挣扎仍然让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堕入了自我置疑。她无法分辩，自己的判别究竟是根据书的内容仍是它的商场前景。一番犹疑后，她仍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究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优点。”

这几年，公司一向在裁人、精简部队。“我不知道，假如我到35岁被裁人了，找不到新作业，下半辈子要怎样过。”想到这些，汪淼不免焦虑。

林羽佳最近的状况相同严重。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行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相同，她常常自动加班——联络适宜的博主荐书，组织文明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

这样的支付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报答。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假如以这个规范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端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榜首年，她就引入了一部“大部头”著作，“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国际名著，不然真的很难卖。”林羽佳清楚，放到今日，她不会再做相同的挑选。

她心里一向有两个声响在奋斗。“我以为的出书，不是一向要做影响群众心情的书，我觉得出书是让咱们考虑的一个作业，要引入新的东西，推翻咱们已有的成见，或许看到新的鸿沟。我仍是不死心，我想做我以为好的书。可是事实上，依照商场反应，书一向卖欠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

郑越现已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彻底把握在修正手中。热销有赖于许多要素，比方修正的眼光、出书社的定位、营销的战略、商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气在其间微乎其微。”

她不再寻求做出热销书。“现在咱们都不寻求《哈利·波特》那种等级的热销。能让业界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阐明你的营销现已有一定力度了。我本年其实有两本书业界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作为一种前进吧。”

她也不再把含义感寄托在图书修正这份作业上，“作业便是作业，对我来说谈不上挣钱，仅仅营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没有抱负的人不悲伤”，她正在学着安然面临那个实际——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假如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现已很满意了。”

（本文所涉采访目标皆为化名。为不露出隐私，文中隐去了书名、出书社等详细信息）